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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会前准备都异常复杂

文章作者:历史之星 上传时间:2019-09-14

毛泽东脱稿作报告

周恩来、刘少奇彻夜商议文稿

邓小平曾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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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尤其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的召开背景都大不相同,每一次的会前准备都异常复杂。

1940年5月,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长子、时年31岁的李葆华,策马急奔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李葆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赶赴盛会的途中,他和战友遭遇日军伏击,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

“为了开党代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无法想象。”62年后,十六大召开前夕,已是满头华发的李葆华深情地说,“为什么大家这样冒死也要去开这个会?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实在太重要了,它往往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转折点。”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中,已召开过1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每次党代会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多数真正履行了职权,研究了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作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决策,大都在党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17年、11年、13年、4年一次,再到党的十二大后固定为每5年一次;党代会的会址,从上海、广州、武汉,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这种时空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到大、从秘密到公开、从幼稚到成熟、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程。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回顾党代会的历史,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顾党的历史。

一提到会议,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枯燥和乏味的。但事实上,众多重要会议可谓曲折复杂,惊心动魄。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尤其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的召开背景都大不相同,每一次的会前准备都异常复杂,每一次的进行过程都各具特色,每一次的历史影响都非同寻常……

第七次党代会,毛泽东脱稿作充满激情的口头报告

1945年4月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装饰一新。七大开幕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第二天,七大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会前发给代表。这个报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总结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

会上,毛泽东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路线问题。毛泽东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纲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告诫说:忘记了农民,“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

第二,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共讲了十一个问题,其中特别讲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继续阐述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二是战略转变的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他满怀激情地说:“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要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说将来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既充满了对革命一定胜利的无比自信,也表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他说:“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毛泽东既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充分估计到可能的困难和曲折。他提醒说:“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

毛泽东还讲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第三,党内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首先讲了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泽东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有各种不同的个性,抹杀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是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毛泽东还谈到干部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指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他扶正,欢迎知识分子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最后,毛泽东提出“讲真话”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

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使大家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这个报告给在场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代表回忆说,在七大上,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接着说,“我52岁”,很谦虚的。

第八次党代会,周恩来和刘少奇彻夜商议八大文稿

1956年,八大的整个筹备工作紧张繁忙,但是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

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反复进行认真的讨论,字斟句酌。同志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

当时,刘少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周恩来的作息时间和刘少奇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有一次午夜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秘书回答说:“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刘少奇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秘书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秘书立即报告刘少奇,他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

周恩来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上楼梯时,跟在后面的李富春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说:“你要看楼梯,不要看文件了。”周恩来回头朝李富春一笑,说:“没关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

秘书把周恩来和李富春直接领到刘少奇的卧室。这时,刘少奇正坐在床上看材料。他们没说半句客套话,周恩来就近坐在刘少奇午休用的躺椅上,李富春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开门见山谈问题。

工夫不大,他们谈话结束了,先后下到一楼。走在前面的李富春迷了路,这时,周恩来也下来了。李富春回头一本正经地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周恩来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

邓小平曾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

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邓小平一向做事谨慎。对于这个总书记,开始酝酿的时候,他是婉拒的。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曾回忆说,八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他怕刘少奇找他要文件,就坐在会议室门口准备着。常委们里面说话,他都听得清楚,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邓小平的声音比较大,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邓小平的态度诚恳而坚决。“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传到门外。接着是周恩来的声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这时,刘少奇说话了:“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在中央决定邓小平做总书记时,他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做,发文用中央名义。这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的信任。在以后书记处的工作中,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一般都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转出去。

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参加了,邓小平提出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周恩来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同志,有李先念和罗瑞卿等。

第十三次党代会,邓小平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十三大政治报告实际起草工作从1987年3月下旬开始,5月、6月、7月分别写出三次草稿。第一、二稿写成后,邀集中央部分主要负责同志进行讨论,同时征求中央国家机关和理论界部分同志意见。7月底,在北戴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第三稿讨论了三个半天。

第三稿经过进一步修改形成第四稿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发到党内约5000人的范围内征求意见。与此同时,专门约请了中央和地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人物约100人,集中讨论了一个多星期。在党内讨论的同时,还请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共数百人进行讨论。经过这样广泛的讨论,集中起来的修改意见数以千计,各方面送来的集体修改稿有数百本。

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原则批准了经过认真修改后的第五稿。第五稿根据政治局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做了两次修改,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是第六稿。

经中央全会认真讨论,又修改了150多处,形成了全会一致通过并向大会正式报告的第七稿。

经代表大会认真讨论,又做了数十处修改,公开发表的是第八稿。

这个过程充分说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对这篇政治报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89年后曾有针对性地不止一次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赞成。”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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