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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民间故事——《世界民间故事精品》序言

文章作者:历史之星 上传时间:2019-07-11

人类与民间故事——《世界民间故事精品》序言

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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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人,不论他的民族、肤色、性别和年龄如何,一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会自觉咸不自觉地接触到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并从中得到认识世界和处世生存的知识,受到道德、理想、艺术和审美的薰染。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既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又是人类最早的启蒙教材。

民间故事是一种世界性的、最为普遍的、历史极为悠久的人类文化现象。各国的民间文艺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们业已证明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老百姓中间没有民间故事的传播。

在原始社会,神话和宗教是精神领域的一对孪生兄弟。人类最初是通过神话感知世界的。法国社会学派人类学家杜尔克姆(EmileDurkheim,1858—1917)说:“如果我们从物理的世界,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中寻找神话的源泉,那就绝不可能对神话作出充分的说明。不是自然,而是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神话的所有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靠着这种投影,自然成了社会化世界的映象:自然反映了社会的全部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区域的划分和再划分。”①另一个法国社会学家列维一布留尔(LucienLevy—Bruhl,1857—1939)说,神话是人类原逻辑思维(prelogical thught)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大脑的进化,人对自然的认识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人的思维也相应地大大进步了,作为人类的口头文学、历史、哲学等统一体的神话,渐而分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需要有新的艺术形式来补充和代替神话,于是,以口头讲述为存在方式的传说和民间故事,便成为在文字没有产生以前的、以及后世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以及全体社会成员最恰当和最具有群众性的表达思想的形式。因此,如果说神话是人类处于原始蒙昧状态阶段上的精神产物,那么民间故事就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精神产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像动物故事这样的民间故事是大约与神话同一时间出现的,但一般说来,传说和民间故事应该是在神话之后出现的重要文学形式,在漫长的时间里与神话同时存在、分流发展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有分歧意见的。

尽管民间故事是与传说同时存在的一种口头文学形式,而且与传说在题材和叙述方式上有许多接近的地方,有时甚至很难加以区分,但民间故事毕竟以其独具的特点而在老百姓中间存在着,传播着,按照与传说不同的方向发展着。民间故事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传说往往以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物,某一段历史某一座城池、某一种特殊的自然物(如山峰、河流、湖泊、火山)或文化物(如金字塔、长城、秦始皇的赶山鞭、雷峰塔)为依托,为中心,而民间故事中则没有这些依托,其中的人物(国王、王子、公主、龙王、仙人、鬼怪、神父、老汉、穷小子、灰姑娘)、事件(完成国王的考验、龙宫得宝、凯欧蒂和阿凡提或毛拉戏弄有权势的人物、公主智斗阎罗王)、时间(“从前”,“很久以前”,“古时候”)、地点(“有那么一个王国”),则都是虚构的,因此,虚构就成为民间故事的第一个重要的特点。虚构不是胡思乱想,不是任意瞎编.虚构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一种艺术上的合理想象,经过千百次讲述者加工过的虚构,能有效地帮助更集中、更真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题材。中国人说讲故事是“说瞎话”,意思是说了就算,不当直的。不可信的。外国也有类似的说法。然而听众们听过这些故事以后,往往还要缠着讲故事的人再讲一个,往往把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信以为真,有的幼稚的少年甚至还加以仿效,身体力行故事折道德一教化作用,常常是由于艺术虚构的巧妙和讲述的匠心,而在不知不觉中显现出来的。

第二,形式化(或模式化、类型化)是民间故事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民间故事在长期的流传中逐渐形成了若干个较为稳定的情节形式,无以数计的民间故事可以分属于这些情节形式之下。

情节形式就如同人体的骨胳一样,是从民间故事中提取出来的一些不同类型的框架,只有用鲜活而丰满的血肉把它填充起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一个生动的、有艺术感染力的民间故事。大于民间故事的这一特点,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不少欧洲民俗学者就注意到了,他们对这一特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且根据民间故事的这一特点编制出了若干种欧洲民间故事的类型索引,其中以芬兰学者安蒂•阿尔马图斯•阿尔奈(AnttiAarne,1867—1925)的《故事类型索引》(1901年)最为完善,影响也最大。他从对芬兰和北欧的民间故事中归纳和抽提出了540个类型。他的这一开创性的、浩繁的研究,固然是为了对民间故事进行分类和检索,但客观上却揭示出了民间故事固有的形式化的特点。从此,民间故事的形式化特点就为世界学术界所公认了。到本世纪20年代末,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斯•汤普逊(Stith Thompson,1885—1974)出版了他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使阿尔奈所开创的这项研究更臻完善。情节形式的存在,从艺术的特性来说,似乎是民间故事的艺术性的一个天敌,因为它妨碍了作者想象力的发挥,但正是形式化的特点,才使民间故事具有一种相对固定的、适用于口头讲述的艺术形式,不像传说那样无拘无束,不像小说那样可以随意创造;任何讲述者,只要是离开了这些已有的故事情节的形式或准形式的约束,如同驰骋的野马任意发挥其想象,增加细致的心理描写,都难以为故事的听众所接受和认可,它也就不再是民间故事了。

第三,民间故事是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经过千百年的反复流传、琢磨、补充、锤炼,成为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口头作品的;由于它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创作而成的,所以每一篇故事都像一座古代文化遗址一样,在其中积淀着不同时代的思想的、道德的、民俗的、文化的因素。这就决定了民间故事在形象的叙述中包括着浓重而驳杂的民俗文化特性,所谓驳杂,就是因为它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不是一个阶级的,不是一个社区或集团的;而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社区或集团的,这种情况也就同时决定了它与以个人创作和一次完成为特点的作家文学的分野。由于民间故事的驳杂的民俗文化特性,各国民俗学家们都毫无例外地把它作为各该国和民族的民俗事项之一而加以研究,从中探究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思想、道德、民俗和文化风尚。

民间故事继承了神话的叙事表述方式,后来也还长期保留着神话里面常见的某些原始思想和原始信仰的残余,如万物有灵观几乎随处可见,但比较起神话来,它显然更切近现实生活的原样,更多地抛弃了“神”气而更多地体现着“人”气,活生生的人代替了捉摸不定居高临下的神而成为民间故事的主角。相应地民间故事不再像神话那样必然地与某些祭祀仪式相联系,作为祭祀仪式不可分割的部分——“祭词”出现,而是截取人类社会中经常发生的某些事情或某个事情,加以编演。我们可以发现,民间故事的叙事逻辑与现实生活本身具有的逻辑大体上是一致的。讲述人在讲故事的时候,为了增加可信性和为了在场的各种不同的听众都能接受,常常是从事情的开始讲起,“从前,……”“有一次,…”“有一个人,……”娓娓而谈,人物之间的关系分明,矛盾纠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节发展层层叠进,事情来龙去脉讲得有根有底,有头有尾,听起来真实可信。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故事对社会生活的描摹更多地是现实主义的,不妨说民间故事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滥觞。

民间故事是在讲述者讲述的过程中实现其价值的。如果是一个老奶奶讲述者,她在炕头上面对看孤灯下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讲述那个在许多欧洲国家都很著名的狼外婆(狐外婆、虎外婆)或那些鬼狐成仙的故事,讲到要紧处,无论是讲述者还是那些小听众,都似乎亲身参与到故事里去了。如果是一个见多识广的、甚或有游历生活史的讲述者,面对着各色各等的男性成年听众,讲述具有更多社会生活内容的故事,他会增加进去许多他自己的见闻,也会夹杂进去能够逗人发笑或性诱惑的小插曲(俗称荤故事)。任何民间故事都有一个基本的核心(如上所述,西方学者把这个核心称之为“情节形式”),由于讲述者的修养和技巧的高下,同一个故事却往往出现若干具有不同艺术水准的故事。一旦离开了讲述的环境,变成书面的记录,民间故事所固有的价

值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损害。这不是说书面的故事就不能传达它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人物和生活了。不是这样。而是说一个本来呈现为流动状态的故事,一个蕴含着极丰富的多重内容的故事,由于书面化而陡然变成了流动中的某一瞬间的凝固状态,许多本来可以由讲故事的人临场即兴发挥的东西(这些又往往是极其生动而自然的),本来可以由讲故事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暗示、一种语气,就能给听众更多的可以理解的东西,却悄悄地消失掉了,隐没了,使故事变成了类似电影上的所谓“定格”状态。

大体说来,如前所述,民间故事是在广大社会成员主要是下层社会成员中流传的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口头作品。细细说来,它至少包括了三类互有联系而又互有区别的作品:动物故事、生活故事和童话故事(也称神奇故事)。这三类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运用不同的方法反映了绚丽多姿的、漫长的人类生活,在所描写的人物(有的是异类)和人际关系中,充分展示出普通人的智慧和风采,伦理和道德。动物故事是起源于原始社会,与神话同时存在、甚至比神话还要古老的一种原始艺术类别。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原始先民曾程度不同地经历过狩猎或渔猎阶段,为了更准确地猎获野兽,原始猎人不仅进行巫卜和施行巫术一类活动,还对他们的猎获物进行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动物的生活习性十分熟悉。于是,模仿动物的动作而成为原始的舞蹈(我们在现在佤族、苦聪族的舞蹈中,从彝族的摊舞中,还依稀看到那种原始的动作),编制动物故事,便成为原始人的一种自我娱乐和发泄过剩精力的必要手段,他们甚至还通过动物故事的巫术魔力来企望达到猎获更多的野兽的目的。在以某种动物作为部落或民族图腾的民族中,图腾动物则被塑造成一种具有神圣品格的角色。这种情况下,动物的行为和结局中,自然就寄托了原始人的某种憧憬和愿望。非洲阿散蒂人动物故事中的主角蜘蛛阿南绥正是这样的角色。原人在他们狭窄的精神生活视野中,把在狩猎活动中得到的有关动物的知识都倾注到了动物故事中。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动物故事的创作仍然方兴未艾,故事里的那些来源十分古老的原始意识,逐渐被对人类社会的行为的道德评价所取代。在很多场合下,动物实际上在扮演着人的角色。动物故事所以与儿童的心理相通,与原人的思维和儿童的思维之间相似,不是没有关系的。

比起神奇故事来,生活故事是社会生活的直接写照。我们发现,在世界各大洲许多国家的民间故事中,都流传着两兄弟或三兄弟、两姐妹或三姐妹一类的生活故事,都流传国王或富商选女婿的故事,都流传着受歧视和受虐待的“灰姑娘”的故事,都流传着如同阿拉伯世界的阿凡提(毛拉)、印第安世界的凯欧蒂、中国的徐文长阿一旦这一类的既充满着机智又常常有恶作剧行为的人物的故事。历来故事编选家们大都以欧洲故事为主忽略亚洲的故事,而恰恰在亚洲故事中,这类生活故事及其中的人物却常常放出奇光异彩。朝鲜故事《屏风上的老虎》、越南故事《壁虎出庭作证》、缅甸故事《四个吹牛皮大王》,不都是这类对普通人的智慧和能力充满着同情的故事吗?两兄弟故事所以传播得如此广泛,不是因为这类故事在文本结构和叙事艺术上有什么惊人之举,而是因为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存在过或现在还存在着长子继承权,而长子继承权给小儿子以至家族带来的不平和社会的分化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世界各地的两兄弟故事总是寄同情于小弟弟,使他在经历过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得到一件宝贝或得到仙人的帮助,而成为富人,过上称心如意的好生活,而品质恶劣的哥哥尽管学着弟弟的样子去做,希望也能得到宝贝或仙人的帮助,最后却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落得一贫如洗。这种结局,对于广大的劳动者来说,自然是大快人心的事情;而在心理上或在美学上,无疑是受压抑的人们的一种心理的宣泄。生活故事里也间或夹杂着少量的魔幻的情节,比如国王挑女婿的时候,总要让主人公去完成几次考验,而这些考验中多半是非人力所能及,而只能借助于非现实的因素,即神魔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但这并不妨碍其主要部分是写实的。生活故事中,还有一类是歌颂英雄人物的,如爱尔兰民间故事中的芬•麦肯哈依。爱尔兰民族是一个长期受着外族蹂躏和践踏的民族,但它又是一个不屈的民族。芬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在故事和歌谣中传唱不衰的英雄。

民间故事中,就内容来讲,最为复杂也最难解释的,莫过于神奇故事,也有的把它叫做神怪故事或魔法故事。这类故事的特点,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是用非人间的形式叙写人间的纠葛。要理解这类故事的那些非人间的形式——如妖怪、仙人等异类,魔杖、宝器等异物,咒语、法术等异己力量,就要用比较民俗学的、比较宗教学的、比较人类学的方法去小心谨慎地破译。当然破译一项是十分困难的任务,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得到的,即使能够破译它所隐藏着的密码,也未必就是它的真义。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为什么民间会产生这么多充满着奇妙的幻想的故事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普通人、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弱者希望能战胜压迫他的人、邪恶的人、心术不正的人和强者,现实生活未能、也不可能向他们提供充分的条件,而他们只有在幻想中,在非人间、非现实的条件下,才能战胜这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其次,由于文化的传统(特别是原始宗教、万物有灵信仰)的惰性和对人们的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使诸如人的灵魂可以寄住在某一种东西上、某一株树上;在环境危机的时候,人可以变换自己的形体,成为鸟、成为兽、成为山、成为树;宝器可以使公主头上长出角来,可以命令山洞开合,可以命令河流涨水,突然间出现一座大山挡住妖魔鬼怪的去路,可以给善良的主人公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从一顿可口的饭菜直到一座雄伟的宫殿。等等。这类看似离奇的情节,就不是一般文艺学上的所谓“幻想”所能解释得了的了,而显然是由于原始信仰和原始观念的遗留所造成的特殊的艺术形象和特殊的故事环境。

一旦要着手系统地研究和编选流传于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将会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也是读者常常发问的一个问题:缘何在相距遥远的异国他乡,却有那么多如此相似的民间故事出现呢?我们在前面谈论民间故事的型式化时,已经简略地接触到这个问题了。据有的研究者估计,在世界各国流行的情节大同小异的民间故事,大约占三分之一。(参阅刘魁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述评》,《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第2期)情节型式大致相同的民间故事在各国中是否占有这样的比重,我想做出结论是很困难的,因为那只是根据已知的故事的推算而已,是不科学的统计,况且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此前还没有较为全面的搜集工作,因此任何类似伪估计都是缺乏根据的。即使现在我们从1985年起在全国各地先后展开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大规模搜集工作,到现在也还没有可靠的数字供研究者和编选者们放心地使用。但是,不管怎样,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流传着类似的情节型式的民间故事这种现象,却是一个为各国学者们公认的事实。

对于同一型式的民间故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的这种文化现象,一百多年来,有许多学者试图加以解释,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还形成了流派。例如文化移动论就是在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它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乔•宾菲(Th.Benfey,1809—1881)。他的学说,史称“外借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世界上的神话故事都发源于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印度,然后从这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传播。这个学派在19世纪的俄国和本世纪初的日不仍然有一定的势力。谁也难以否认有些民间故事是由于文化移动而得以传播的事实,但如果把世界民间故事的相似现象都归之于文化的移动和传播所致,显然是一种缺乏说服力的假说。实际上,学术界已经抛弃了这种理论,它的影响已经大为减弱了。

我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观点:生活在相似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和处于相同或相似的思维方式下的人群,会产生相似的民间故事的。正如在旧石器时代,在世界各地同样地出现了打制石器作为原始人的生产工具和狩猎或自卫的武器,当世界各地进到新石器时代之后,生产工具也相应地进化为细石器一样。很难否定原始人在异常艰难的生存条件下曾发生过这类远距离的文化传播,但也很难确证当时人类曾经发生过这种传播,两者大概都是靠合理地推想而得以支持的吧。在相信这一立论的前提下,再来细致地考虑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那就可能得出比较实际而可靠的结论了。

传播(无论是口头的或者书面的)作为民间故事得以历时的传承和共时的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的确是不能忽略的。从历时性的角度和从共时性的角度去考察一个著名故事的流传情况,就可以发现,民间故事是在口头传播(少数情况下是靠书面传播)中出现地理的移动和历史的传承的。无论是地理的移动抑或是历史的传承,都会导致民间故事在传播中发生一定的变异;细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这种变异所带来的恰恰是地方的特色、民族的特色、讲述者个人的特色。因为任何民间故事都包含着集体的因素和个人的因素,集体因素是由全社会在流传中所形成的文化积淀,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个人因素则是由讲述者在讲述时即席的发挥和创造,这种个人的艺术创造给所讲述的故事带来的,往往就是文艺学上所说的“新东西”。著名的、有才华的故事讲述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故事讲述家,其道理正在于此。前者讲述的同一情节型式的故事,往往要比那些一般的讲述家生动些、引人入胜些,语言清新,血肉丰满。听众从他们那儿所听到的,既是当地的民俗材料——民俗学者们所需要的民俗事象,又是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弦、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民间文学作品。

民间故事的传播像风一样,漂泊无定,无影无踪,任何高明的学者要想找到一个故事的确切的传播路线,几乎是白费心机。但有心的研究者却可以而且能够绘制出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的分布图,尽管这是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做到的事。听说我国各省的民间故事集成编辑部正在尝试着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做这样的事,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像风一样地口头传播方式,把民间作品同作家写作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作家的作品主要是靠书面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阅读的,也有的作品在老百姓中间口头流传,如三国故事、水浒传、西游记、聊斋故事等,这样的作品大多是作家吸收民间作品作为素材而融入自己的创作,而后又因为这些作品所固有的民间作品的特点而返回到了民间。此种情况在世界许多国家中都有,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吧。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前面就有关民间故事的一些基本问题,谈了一些意见,下面再来谈谈编选的问题。

编选一部世界范围的民间故事选集,是一桩十分艰巨困难的任务。其所以艰巨困难,是因为世界各国都有自己比较完善的民间故事选本,从不同的角度把优秀的故事集中起来了。我国文学翻译界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有了几种译本,但公允地说,我们在民间故事方面的翻译工作,远远地落在文学翻译的后面。不仅许多国家至今还是空白,即使已经有译本的国家或民族,也多是从给儿童阅读的角度所作的选译,有的甚至连“选译”的“选”字也未能达到,只能算碰到就译而已。即使如此,材料集拢起来也是十分可观的,一开卷就阅读了几个月的时间,真可谓一发而不可收拾。其次,本人虽多年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也多少染指过外国民间故事的翻译与研究,但应当说属于局部的、或单项的研究,要承担这项涉及全世界全方位的编选任务,未免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生怕做不好这件事情。

在编选过程中,我曾参考借鉴了国内外一些有影响的选本,如美国民俗学家斯•汤普逊的《世界童话精选百篇》、美国儿童文学作家珍•约伦的《世界著名民间故事大观》、西班牙作家卡洛斯•纳达尔•加亚的《世界各国神话与传说》和我国民间故事研究家祁连休的《外国民间故事选》,力求选出一本既有代表性又有可读性、适合中国读者的选本来,但我不敢相信这个选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同一类型的故事可能在几个国家的故事中都有,但只能选一个我认为优秀的。动物故事数量特别大,是一个专门的类别,限于篇幅,本书没有选录。有些国家的故事,由于材料和篇幅所限,未能选入,只好有待来日了。编选中的缺点和不足肯定不少,殷切期望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1993年2月9日于北京

(《世界民间故事精品》,刘锡诚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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